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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盲人需要的是导盲犬吗?

发布时间:2020-07-29 20:28  作者:老哥论坛

  一个始终徘徊在主流视野边缘的少数群体,要如何才能逃离“被特殊化”的既定境遇?

  自迷惘中觉醒,与区隔斗争,几位视障人群先行者向我们展示了自己的故事——在那个由善良与恶意、误读与理解、自我与公众、舆论与真相合力绞成的怪圈中,奋力挣扎,试图砸碎标签枷锁,回归到“人”的故事。

  事发七年后,周冬冬还是能和旁人清晰回忆自己从站台掉进地铁轨道时,那一瞬间的感受,没有惊慌和恐惧,只是稍稍疑惑——这台阶怎么这么高?直到“啪”一声,人摔在实地上,强烈的痛感和站台上人们的呼叫声一起袭来,她才后知后觉:哦,我掉下地铁站台了。

  现年30岁的周冬冬,是先天失明的视障人士,那次意外带给她的是:左肘和腰部的两处骨折、三个月的居家静养,以及与北京地铁公司长达一年多的诉讼纠纷。

  事故责任归属是双方拉锯的焦点,周冬冬起诉地铁方为主要责任人,但地铁公司却反称周冬冬的做法不符规定:盲人乘坐地铁有白纸黑字写明的正规流程,她应提前寻求工作人员帮助。

  那时周冬冬来北京一年有余,却从不知晓这个规定。她在法庭上提问:“我怎么才能知道这个流程?”对方的回复却让她“一百年都忘不了”。

  “当时你没走盲道?”我追问。哪怕无人指引,北京地铁站内也铺设有为盲人服务的专用盲道,正常说来,不至于轻易发生这类意外。

  “我平时不习惯走,盲道太‘坑’了。”周冬冬顿了顿,回答。被视为现代城市文明程度指标之一的盲道,却并不为周冬冬所信任,而她这种态度在视障人群中也不鲜见。

  “你们在盲道上见过盲人没有?基本上被问到的所有人都会说,没有。”周冬冬的丈夫郑华认为,不合理的设计让盲道在更多时候形同虚设,而近年来泛滥的违规占用情况,例如密密麻麻摆满盲道的共享单车们,又反过来为视障人士出行增添了新困难。

  虽与妻子同属视障人群,但郑华曾在公益机构工作,有培训盲人独立行走的丰富经验,对“盲人出行”这一问题更具发言权。做培训时,郑华最常强调的就是:除了学习科学出行方法,“胆大”也是盲人独自外出的核心前提,当然,还得“心细”。

  “对能看见的人来说,走出去是获取信息,然后遛遛、散散心;但对一个盲人来说,他要注意力高度集中,才可能走得相对安全一点。”在郑华看来,盲人独立出行并不容易,除了不实用的盲道和复杂难辨的路况,他们还需面对一些更隐晦层面上的困境。

  郑华有段常为人说道的“抠眼珠”往事——约莫七年前,他与一位盲人朋友在北方某城市乘坐公交,出示残疾证后想免费乘车,却被质疑装瞎逃票。

  瞪着俩大眼睛好好的,装什么瞎?司机要求两人补票。朋友反复解释自己带的是义眼,但对方不信,反而熄火停车表明态度:你不买票我不走。一车乘客在旁干等着,议论纷纷。

  局面僵持不下,朋友年轻气盛,被逼急了,反手从眼眶中抠下一只假眼,送到司机面前:“你不说我这假的吗,你也抠出来看看?”

  按照我国残疾人分级标准,若双眼视力皆低于0.3,即可判定为视力残疾,享有残疾人的各项社会保障。但现实中,在享受这些保障之前,视障人士往往先要面对各种质疑,甚至还需“自证”残疾,就像郑华那位朋友一样。

  “他不被逼到一定程度会这样吗?你就想,我带个假肢,我想让人知道吗?我有一块伤疤,我愿意让人看见吗?”郑华语气波动起来,强调道:“这样的事情绝不是个例。”

  现阶段,视障人士出行主要依靠他人引导和使用盲杖,但现实中,能独立使用盲杖出行的人也是少数。盲杖探测区域有限,还非常考验反应能力,需要专门学习走路技能,行走体验和安全性也不算太好。

  至于健全的引导者?“首先,不可能有人时时刻刻在(盲人)身边,退一步讲,就算真有,一个人他是独立的个体,有隐私,他也需要有自己的空间。”郑华认为盲人对隐私空间的渴求与普通人无异,单从这点考虑,引导者也不是视障人士出行的最优选择。

  出门不是享受,个人空间更是匮乏,这种矛盾境遇也始终困扰着先天失明的郑华,直到2016年,他三十过半,事情才有了转机。

  这一年,在递交申请、并等待三四年后,郑华终于去到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,与他申领的导盲犬苹果进行共同训练。在一次长距离行走练习中,他在城郊独自领着苹果穿过一片又一片的田野和树林。天地空旷,人烟寂寥,虽然依旧眼不能视物,但风从耳边缱绻而过,为郑华带来了树林、田野和春天的味道。

  “那年我也三十多岁了,真的就第一回有这种感受。”那一刻,从未独自在郊外行走过的郑华心潮翻涌,他难以用言语准确描述当时的情绪,只清楚知道,“有了它(导盲犬)太好了!”

  大连基地的共同训练部部长王鑫能理解郑华的那种惊喜,她的母亲在1975年辽宁海城的7.3级地震中因外伤致盲,哪怕丈夫和女儿都是健全人,有丰富的外出指引经验,在退休后,王鑫的母亲也尽量避免走出家门。

  “她就是怕麻烦别人。她们会认为让人领我出去,不管是花钱请保姆,或者不花钱用亲人,都是去求人办事,她们觉得这是负担、累赘,给家人的是一种压力。”王鑫明白母亲这样的失明者们内心的顾虑,但也能看到她们对自由外出机会的渴求——母亲曾和她说过,寻常人饭后简单的“遛弯”,是自己生活里的一件奢侈品。

  导盲犬贝贝的到来,给母亲面对的撕裂现实提供了新的弥合方式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,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压抑氛围。“比如说我妈跟我吵架了,好了,我不走,我在家又看电视,还连蹦带跳,她看我生不生气?现在她领狗就可以走,起码能缓缓心情。”王鑫觉得,贝贝至少赋予母亲独立行走的重要权利。

  不过对多数盲人来说,数量稀少的导盲犬仅是一个充满遐想的美好名词。据2019年中国盲人协会公开数据显示,中国拥有超1731万视障人士。与之对应的是,全中国的导盲犬数量不足300,哪怕是在首都北京,现役和退役的导盲犬加起来也只有二十余只。

  “很多人(对导盲犬)是趋之若鹜,求之不得的。”“金盲杖”创始人、视障人士杨青风这些年陆续接触了数千位盲人,很明白导盲犬给这一人群带来的强大吸引力。不过,哪怕导盲犬具有很强的工具属性,也兼备情感上的抚慰效用,杨青风对导盲犬却有些“避之不及”。

  “我看到郑华和周冬冬,还有更多的人领了导盲犬的状态,我是受不了。我得伺候它,完了(带着狗)人家不让我上车,我得跟人较劲;人家不让我进饭店,我得跟人打架。我觉得我受不了。”杨青风宁可选择省事趁手的盲杖,而他的选择指向了另一种被撕裂的现实——对导盲犬使用者来说,随之而来的各种麻烦,足以击碎最初的那圈遐想泡沫。

  郑华把苹果领回北京后不久,朋友就感觉他“变了个人似的”,这种转变源自不断积累且无处释放的负面情绪。当时,带着导盲犬的郑华基本“哪都去不了”,没有几家餐厅欢迎他和苹果的进入。日常出行,公交车上不去,打车被拒载是常态,连续遭拒多次,他那段时间变得“害怕打车”。

  四通八达的北京地铁也没能给郑华留下好印象,他和妻子周冬冬有次尝试带导盲犬乘坐地铁,进站后被安检员拦下,对方称要先请示领导。两人站在一旁等候,听到工作人员对讲机里传来的“领导”询问:带导盲犬啊,死的活的?

  “能不生气吗?这叫什么话,我是当儿子养的,你问我死的活的,你X才死的活的!”回忆到这,说话和气的郑华也忍不住爆了粗口。

  频繁遭拒初期,郑华还会耐着性子,“求人家,跟人说好话”,但随着积攒的情绪越来越多,他常与人爆发口角,甚至动手打架。这样来回几次,允许导盲犬出入公共场合的《残疾人保障法》和相关条例给他的底气,也开始消磨殆尽。

  “原来我们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啊。”郑华恍然意识到这点,但他更加疑惑:这难道不就是件理直气壮的事情吗?

  在盲人和导盲犬遭遇的社会性排斥面前,盲人钢琴调音师陈燕表现出的姿态,似乎更加积极和主动。她的珍妮是中国第18只导盲犬,也是里面最出名的那一只。

  在公开报道中,珍妮被北京天通苑地铁站连续拒绝过11次,第12次终于在媒体的见证下“闯关”成功。时值《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规定》(后简称“条例”)出台,新闻图片上,陈燕牵着珍妮昂首走在地铁站里,身边是架着长枪短炮的各路媒体。

  “电视台来了,说能采访导盲犬吗?我问采访什么?日常,好,看看地铁去;有报纸来了,走,看看地铁去,就这么着弄了11次。”陈燕的配合态度,让她成为颇受媒体欢迎的受访者,而她与天通苑地铁站的“斗争”往事,更是不少媒体关注的焦点。

  “是我跟珍妮一起呼吁导盲犬在地铁立法,所以2015年的5月1日就立法了。”采访时,陈燕向我表示,《条例》的出台正是自己长期斗争的“成果”,其中明文确定了导盲犬具有搭乘地铁的资格。

  陈燕和天通苑地铁站的恩怨延续多年,搅起的舆论风波也不小。在《条例》发布后的同年9月,因导盲犬进站的老问题,两方还发生了肢体冲突,矛盾一度闹上了微博热搜。坚称“进站受阻”的陈燕在这次争端中没能讨到好,地铁运营公司放出了工作人员引导她进站的监控截图进行辟谣,陈燕的微博一时间涌入了一万多条负面评论,向来支持她的媒体们也转了口风。

  “差点把我整死。”陈燕自述,这场风波后不久,她晚上回家,还在小区被人砸过两次石头,虽不能肯定这两件事情有必然联系,但她觉得自己那段时间,“好像没得罪过别人”。

  在外与人争端不断,在视障人群内部,陈燕也不能获得所有人认同。她少年时的盲校老师、视障人士连勤觉得,陈燕和珍妮有点帮了倒忙。“就因为她这狗,地铁很多地方不让导盲犬去,她的狗经常吠叫,而且每一次都前呼后拥的,这就有聚众的嫌疑。”连勤的导盲犬Candie是中国大陆地区第一只具备国际资质的导盲犬。在2008年至2018年的服役期内,Candie都随连勤乘坐地铁上下班,并未遇到多次遭拒的情况。

  “有次是她带着日本导盲犬去闹事。那只日本导盲犬的使用者也是个调琴师,她联系上人家去她那做客,回去搭地铁,她看天通苑不让走,就想把这事闹大,还找了很多人。”因为这件事,连勤还曾跑去天通苑地铁站为陈燕“善后”。

  在一些视障人士口中,陈燕为推广导盲犬畅行付出的其余努力也颇具争议。陈燕曾带着珍妮上过许多电视节目,让它表演后来广为人议论的“神犬技能”——找特定口味的方便面、某品牌的酸奶,以及100%浓度的橙汁。

  连勤说得不客气:“导盲犬就是领路的,它完全不是找东西的。”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下,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导盲犬带盲人去服务台,请导购帮忙挑选商品。

  “把导盲犬吹得神乎其神,就像孙悟空,能行吗?”杨青风觉得导盲犬实际能起到的作用有限,对珍妮表现出的特殊技能,他没过多评论,只委婉表示:“导盲犬是应该宣传的,但是得说真话......有媒体对导盲犬进行了不客观的宣传,这是不合适的。”

  周冬冬称自己就被媒体宣扬的“神犬表演”误导过。在大连基地与自己的导盲犬蛋挞共同训练时,她曾特意询问训导员:听说这个狗还能给我找火腿肠、找酸奶?训导员说不能,导盲犬的训练科目中没有这些内容。

  直到今天,周冬冬总还能遇上几个好奇者,他们问她:你这个狗能不能找东西?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,对方多有惋惜:那你这狗不行,你看人家珍妮!

  事关自己的种种争议,在微博、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都开具了个人账号的陈燕早有耳闻,但她态度坦然:“他们说我神化导盲犬,其实不赖人家,如果有人天天说我家孩子不如别人,我也不爱听,这不招人讨厌吗?”她不吝于展现珍妮的罕见技能,也颇为自豪:“谁家孩子会的多点儿,都想让它表现表现、多夸夸,没想到无意中伤害了别人的导盲犬。”

  对于那几桩矛盾颇多的冲突事件,陈燕也坚称自己的行为,“从初衷来看没错。”她认为,只要让大家能看得见导盲犬,再肯进一步去了解导盲犬,就不会产生那么多排斥,这也有助于导盲犬畅行。

  不少导盲犬使用者在短视频平台上开通了个人账号,这也得以让更多健全人看到真实的盲人生活。

  尽管多位受访者对陈燕的做法存有疑虑,但也没全然否定她在这些事情中扮演的角色。“你能说谁是坏人吗?不,不能用好坏来评判。”郑华这些年也一直为导盲犬畅行做宣传,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同身受陈燕面对的复杂环境。

  “你说她有没有过失,我觉得谁都有过失,我也有。但过失是媒体给她造成的,还是自己的问题?另外,她是不是为了达到让公众了解的目的,而妥协了一些什么呢?这就很难说了。”已近不惑的郑华早就清楚,类似他们这样的视障人士,在当下想要享有健全人的同等权益,付出的东西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。

  因为履历丰富,郑华一直是媒体的“宠儿”。刚从盲校毕业时,他就接受过一家省级卫视的专访,记者带着摄像参观了他的家,走到卧室时对方提出,能不能在镜头前重新叠叠被子。想到这期节目的主题是“残疾人无障碍就业”,郑华有些不解:谁不天天叠被子呢,这有什么好表演的?

  他试图和我剖析对方的镜头语言,难道是想表达:“你看我一个盲人,二十多岁大学毕业还会叠被子,简直太了不起了?”郑华难以认同这样的叙事思路,如果盲人能叠被子都需要被大书特书,“哪个雇主还愿意雇盲人干活?”

  相比郑华,杨青风要更熟悉媒体的“套路”,“他们多关注那些怎么惨,或者励志的故事。要是人家问你,生活里有什么不容易?像郑华这种就可能说,没什么不容易的。那人就不爱听了,废话,你都挺容易,我关注你干嘛?”

  杨清风曾是一名媒体人,以记者身份参与过上海特奥会、北京残奥会等大型赛事,自己也因“盲人记者”的标签,成为其他媒体追逐报道的对象,“被采访比采访人还多”。

  “传统的媒体报道,要不然就是仰视,眼睛瞎了还能这样,太了不起了;要不然就是俯视,你这么可怜,我得帮帮你。”身为视障人士,杨青风认为“盲”仅是盲人身上的一个属性,健全人和盲人之间,应该有的是从“人”的视角出发的平等对话,但这么多年,“好像很少有这种(媒体)文章”。

  哪怕自己享有一定话语权,大多时候,杨青风依旧感到自己和其他盲人一样,更像好心助残人士传达“你妈你穿秋裤”这种一厢情愿式社会关怀的工具人。让渡大量隐私和个人时间,却换不来更具价值的报道,杨青风一度厌倦与外界周旋,拒绝了全部的媒体采访。

  “如果我能成为一个正向宣传的工具,那我也很荣幸。”郑华倒不抗拒来自媒体的大量曝光,但他向往的“正向宣传”,现实中也很难被达成。

  几年前,有本国内小有名气的杂志约访郑华,当时他和周冬冬从北京前往青岛、大连,年轻记者也全程跟随。郑华觉得对方“特别用心”,和自己也聊得来,但读到发出后的成稿时,他却哭笑不得:“他写盲人吃饭都是用手拿的,但是他没说(我们当时)在吃海鲜。”

  郑华还接受过一本电影刊物的采访,他曾在一部获得诸多国际奖项的盲人题材电影中担纲主要角色,里面有段激情戏。和记者聊到这场戏时,郑华解释,演员将衣服扔得满地都是的细节是戏剧性设计,现实中,生活有规律的盲人会把衣服放在固定的位置,为了再穿时更方便,结果,“他在文章里呈现的就是‘盲人做爱前要先把衣服叠好’。”

  即便被频繁误解,但像郑华这样能持续获得媒体关注的盲人,在视障人群中也算“稀有品种”,多数盲人始终游离在主流视野之外。他们虽不用面对媒体及公众有意无意的曲解矮化,但有些伤害却往往来自于原本善意的目的。

  周冬冬与北京地铁的官司,最终以她自己承担百分之七十五的责任、地铁公司赔偿千余元为结果落幕。虽然不满判决,但周冬冬也向我表示,在这次事故中,自己不能算是完全无辜的受害者。

  “你说我有没有责任?我有,没有正确使用盲杖。”作为盲人出行的重要工具,盲杖在周冬冬眼里一度意味着“不好看”“丢人”。这是从幼年时就被“灌输”来的概念。小时候,她曾拿着一根长竹竿比划着玩,家里人瞧见了,连忙冲过来叫她“快扔了”。家人会刻意回避这些印证她视觉缺陷的标识物,等长大后上了盲校,周冬冬身边的低视力同学大多也不拿盲杖,嘟囔着丢人。

  “我也不想跟别人不一样。”周冬冬对使用盲杖有了心理障碍,日常出行时,只把盲杖当作“摆设”,宁可靠自己微弱的光感探路。“很多盲人都有这样的心理障碍。”她补充道。

  这种伤害产生的影响是隐秘持久的,但伤害的施予者们,往往要在很多年后,才能发觉,自己的行为给最亲近的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。

  杨青风和我分享过一个故事,前些年做广播节目《视障热线》时,他带过一个广州盲人男孩学习节目制作。结束两个月的学习期后,杨青风问: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?已经读初中的男孩回答:学会了走路。

  “我当时没什么特大的感觉,直到两三个月后,他妈特别激动给我打电话,‘青风老师,我儿子今天拿着盲杖自己回家了!他说是在你们那学的’。”杨青风记得,男孩并没刻意向他学习过使用盲杖出行,只每天跟着自己从宿舍走到更远距离处的办公室,走了俩月。

  男孩之前不能独立出行,他父母也不愿儿子使用盲杖,觉得“孩子看不见就够可怜了,再拿根棍,就更可怜。”但这次的意外,却让这对父母突然意识到,相比可能遭受的歧视和过度怜悯,“没什么能比我儿子想去哪就去哪更重要,对他一生来说,自由才是更宝贵的事。”

  渴望得到外界认可,被当成普通人而非弱者去特殊看待,是多数视障人士的共同愿望。在接听了十年视障热线后,杨青风得出了这个结论。

  杨青风是先天性失明,在童年时,他也和其他孩子一样,幻想过自己长大以后要做什么?一会儿当司机,一会儿做飞行员,然后又是科学家。但到最后,身边的人都在告诉他:你什么都做不了,只能去给人按摩。小学时,杨青风还是文艺小标兵,常主持校园晚会,盲校老师会语带惋惜地夸他是朵“舞台花”,嘴里一边念叨着“你以后可怎么办?”,一边真心实意教导他“做人要现实一点”。

  “你可能开始还有点别的想法,但后来就慢慢没了。所有人都这样说,潜移默化地你就会想,我是不是个古灵精怪的人?我不想当盲人里的特殊人了。”杨青风说。

  在中国,多数盲人的一生,似乎从最开始就已经被安排好了。1985年,盲人按摩被正式当成一项解决盲人就业问题的事业,自上而下开始推行。上世纪90年代开始,因被作为专项业务列入中国残疾人五年发展计划,盲人按摩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飞速扩展起来,按摩成了默认的盲人最优职业选择。到今天,有近九成以上的盲人从事着推拿按摩相关的工作。

  不仅是职业选择,盲人展现的社会形象也同样在被不断固化。干了四年盲人按摩的郑华印象深刻的是,在盲校里,除了系统学习按摩技术,自己最常受到的教育就是“自强自立”。

  “你要百倍努力,才能是自强的,如果你选择另外一种,比如说去流浪,对普通人是‘世界很大,我要去看看’,对盲人来说,可能就是自暴自弃、游手好闲。”郑华苦笑,接着有些自我调侃道:“很多人就会说盲人、残疾人,我要去拯救你们,让你们站起来,难道我们现在都在趴着吗?”

  半工半读复习四年,连考两次,在2004年,郑华终于通过了面向盲人的单考单招,进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,学习音乐表演。毕业后,他组建过盲人艺术团、拍过电影、当过电台主持和公益培训师,丰富的履历也让他成了旁人嘴里的“自强”榜样。

  “我被评为过自强模范,还受到过大领导的接见。”坐在我对面的郑华突然压低了声音,话毕,又轻笑了声,补充:“我平时也不爱提(这件事)。”他有些孩子气地反问我:“为什么社会总要说盲人要自强?我们就凭自己本事赚钱、正常生活,不可以吗?”陈燕也在“靠本事吃饭”这一议题上苦苦挣扎过,

  钢琴调音师是她自己挣来的身份。“我是中国第一批盲人学钢琴调音的。毕业以后,免费给人调,都没人用你......我带着师弟师妹宣传盲人调琴二十六年。到现在,我们可以靠这个技术为生。”陈燕觉得自己的努力终见成效,但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——她和导盲犬珍妮的搭档“走红”后,常会收到网络私信和评论,很多新客户想找她为钢琴调音,但相中的却不是她的技术,“他们是看我够可怜的,想施舍我点什么。”

  哪怕在不少人的描述中,陈燕是利用导盲犬制造噱头、博同情牟利的投机者,但在我面前,这一刻,她展现出了自己对职业尊严的坚定追求。

  随着年纪的增长,杨青风慢慢发现,求得平等,其实不单是向外争取的单行旅程。他早年做记者时,总会被人问到:你看不见怎么当记者?你比别的记者优势在哪?一开始他会仔细解释,自己如何利用听觉报道、如何发稿、如何做电台节目。但在某一刻,杨青风徒然“醒悟”:“为什么我一定要比别人有优势才能当记者?我跟别人做的一样,报道就没有价值吗?”

  他开始反思,自己是不是掉入了一个新的陷阱——不断向健全人去证明自己的努力、自己的优秀,甚至是自己的尊严和人格,去迎合那些不曾摘掉特殊滤镜的人眼中,既定的人生标准。

  “你需要证明吗,你不本来就是个人吗?”杨青风意识到,这种逐渐失衡的心态,正变成自己主动拴在身上的新枷锁,而这,又造就了另一层面上新的不平等。

  与六岁的儿子林林相处,是杨青风为数不多能感受到平等对待的时刻。父子俩有时一块出门,杨青风没带盲杖,会叫儿子拉着他,儿子自然地反问:你不是自己能走吗?面对这样的问题,杨青风在惊讶之余又有些理所当然——儿子已经习惯了父亲每天拿着盲杖独自上下班,“他觉得盲人都能自己走”。

  儿子刚懂事时也好奇过:爸爸怎么看不见呢?杨青风回答:因为生病了。有时别的孩子来家里玩,杨青风还担心自己会给儿子造成困扰,但儿子总是坦然主动地告诉其他小朋友:“我爸爸他看不见。”在成人的世界里难以启齿、亟需掩藏的“缺陷”,在小朋友的眼中,“就是很平常普通的一件事。”

  “融合教育”,是杨青风在采访中重点提到的概念。他这些年从事公益,考察了不少欧美国家,发现与中国不同,很多地区已经尝试在学龄期就将有视力缺陷的孩子送入普通学校,让看不见和看得见的两类人更早融合在一起,从而减少就业过程中的社会认知分化。

  这种视障人士“去特殊化”的探索,也是杨青风近年来不断努力的方向,“我们现在训练盲人走路,都有自己的特殊方法,但这最终不是为了让他特殊,而是为了让他融入到社会里头去。”

  尽可能减少视障人群面临的现实困难,打造一个无障碍的生活环境,是实现这种社会性融合的重要路径。曾长期在日本学习的资深训犬师周威,向我展示了来自日本的模版案例:法律规定所有行政机构及博物馆类场所,都必须允许导盲犬、辅助犬等工作犬进入;地铁站台上的各种设备均匹配可触摸的盲文标识;寄给个人的法律告知文书和宣传文书,也同时配有盲文版本;路口的红绿信号灯旁,会额外安装服务盲人的“附音响装置信号机”......

  “为什么一出国感觉好像满街都是残疾人,其实不是外国残疾人比例高,而是他们回归社会的环境更友善。”周威解释道。

  幸运的是,在中国,事情似乎正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。作为盲人无障碍出行的重要工具,导盲犬的社会接受度有明显提升。采访中,每位受访的导盲犬使用者都向我表示过,自己的境遇在近年来有所好转,即便是颇具“斗争”精神的陈燕,也承认:“常去的地方没有人太较劲不让进了,原来就不行。”

  我见到陈燕时,她正带着第二只导盲犬萌萌在秦皇岛“度假”。这是她在数年前形成的习惯,珍妮退役前最喜欢大海,为了满足“女儿”,陈燕每年需要花费上千元租车前往秦皇岛。2015年5月,中国铁路总公司、中国残联共同下发了《视力残疾旅客携带导盲犬进站乘车若干规定(试行)》,明确规定盲人可携带导盲犬乘坐火车。如今,同样喜欢海的萌萌已经习惯了搭着高铁陪陈燕去往全国各地。

  珍妮退役后,陈燕每年依旧会带萌萌去秦皇岛度假,海边也是萌萌爱去的地方。

  迅猛的互联网浪潮也为视障人群带来了一个更加通畅的信息世界。2019年,郑华入职了一家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,工作内容是网络产品的无障碍使用。每个工作日,他都会带着苹果坐地铁,从南到北,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去上班。

  郑华现在习惯把智能手机插在上衣口袋里,这是他完成在线支付、打车、叫外卖等系列活动的重要工具;妻子周冬冬干的工作是新媒体运营,业余时也是个重度网民,在微博、抖音等社交媒体上都开设了个人账号,分享自己与导盲犬蛋挞相处的日常,还收获了不少粉丝。”

  2018年,郑华和周冬冬带着各自的导盲犬组成了一个幸福的“四口之家”。周末休息时,两人会特地带苹果和蛋挞去宠物乐园玩耍。

  对普通人来说,科技改变生活,但对视障人士而言,“我觉得是科技改变命运。”郑华的语气显得郑重:“如果没有科技,或是科技有障碍,那视障人士的生活会怎么样?不敢想!”

  信息层面的无障碍化推进,为视障人群向外探索提供了更多可能性,不过相较设施和信息无障碍,郑华却觉得“人文无障碍”才是最核心的要素,“只要人心里有这种人文关怀了,什么建筑无障碍、设施无障碍,都是水到渠成的事。”

  长期从事导盲犬相关工作的周威也持相似观点,他向我强调,仅靠导盲犬无法真正帮助盲人正常融入社会,这一愿景实现的前提,是一个在精神文明层面建立起更广泛人文关怀的包容社会。

  “如果我们认为它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,那它永远不会实现。”郑华对此持乐观态度,概念的普及或许需要时间,但他相信,“只要所有人都认为它明天就能实现,就真的可能会实现。”

  初夏午后,郑华和我坐在东四环外的一家宠物乐园里,不远处的人造草坪上,周冬冬领着苹果和蛋挞嬉闹,伴随着女主人欢快的呼叫声,两只脱掉工作鞍的导盲犬争先恐后地奔跑起来。日光浓烈,郑华把脸抬起转向热闹处,树荫透下的斑驳光点,在他习惯性保持的笑脸上细密铺陈开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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